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我校经过广泛的讨论，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决定恢复“止于至善”的校训，使我校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化。对此校训，就我个人的理解，扼要地作如下说明。
一所真正具有内在发展素质的高品位大学必须有明确的治校原则和办学理念，而这种原则和理念的核心或抽象，常常由校训表达出来。校训是大学精神之所在，既反映大学的办学特色，又体现大学的历史底蕴，更蕴含大学的价值理想，还昭示大学的凝聚能力，也彰明师生的精神风貌。不能想像一所有着悠久历史而且日进日新的大学没有校训，大学如果没有校训，犹同孤儿之无家，断筝之无系，段木之无本，飘萍之无根。
综观各著名综合性高校的高水准校训，可以发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正是“止于至善”都符合的。一是表达的抽象性，她不是具体的操作规则和行为要求，而是反映基本的价值要求和理念核心。二是意义的丰富性，蕴含的内涵广泛，包容量大，具有广泛的解释空间。三是用字的简洁性，一般不用陈述的长句子来表达，字数很少在10字之上。四是表达的古典性，这能反映出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和学术传统的薪火承继。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拉丁文表达的，中国大学的校训要体现古典性当然以古汉语表达为典雅，又能达到简洁和意义丰富的要求。五是内容的人文性，以人文精神为导向，融合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但人文精神为本。六是出典的经典性，这些校训多有典出之处，大多出于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和秦汉间典籍。比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中庸》，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格物”出自《大学》。
“止于至善”是老东南大学的校训，当时的银质圆形校徽就将此训镌于其上。恢复这一老校训至少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历史和生命意识，即校训要反映出东南大学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重新制定出一个新训，不是不可以，而且这种新校训也可以反映出学校发展的时代性特色。不过，如果这一校训是在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校训之外，那么容易造成和历史断裂的感觉；如果以某一老校训为据而加以补充组成新校训，还不如逐一考察老校训，选择其解释空间最大的一个，老训新释，既可以反映历史感，又体现出时代性。其二，本原意识，即对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的反映必须坚持本原性追问，有寻根意识，也就是说，要寻求这一校训的最早提出阶段。考我校校训史，可以追问到最早的两江师范时期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是“诚朴”这种一贯精神的基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就将此8字刻成匾额，并培养成诚实、俭朴、勤学、勤劳的风气，诚朴的精神逐渐形成。1921年东南大学建立后，校长郭秉文也是以诚为训，以德为高，后来，老东南大学的校训又演变为“止于至善”。“止于至善”解释的空间更为宽广，意境也更为高远。所以对本原和根的追问，至此比较合适。其三，个性意识，即避免和同根兄弟院校已用的校训重复。老中央大学时期的校训是诚朴，校长罗家伦在1937年国难深重背景下又加上“雄伟”两个字，构成“诚朴雄伟”校训。台湾中央大学在考虑校训时，认为“雄伟”两字反映了特殊的历史性，在抗战胜利47年后，决定恢复老中央大学时期的“诚朴”校训，南京大学现在恢复“诚朴雄伟”校训，因此，一般来说我校不宜再用此二训。此两校都采纳古训，而中央大学历史上还有一古训是此两校未用的，这就是老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新东南大学承此古训，成为一种必然，从校名到校训兼具历史的纵深感，成就对老东南大学及其发展阶段的整体性继承，且与同根两校用训又有差别，虽有差别，三者相合，又构成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和空间的差异性。
此训典出《礼记·大学》，此篇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当时是针对“小学”而言的，“小学”即礼、乐、射、御、书、数，属于“艺”的层面，称六艺，而“大学”是修身之学，使人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之学，属于“道”的层面。道和艺，一为形而上，为体，为性，一为形而下，为用，为相。朱熹称“大学”为“大人之学”(《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也是恰当的，“大人”指道德完善之人。
对“止于至善”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止于至善”本身的意义，第二要结合三纲来理解，第三要结合八目来理解。也就是说，要结合整个《大学》来理解，这才能完整反映此训的原初意义，才能在此意义上开出时代性的新释。
首先要明了“止于至善”4字本身的含义。“止于至善”，孔颖达释为“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礼记正义》)朱熹释“止”为“必止于是而不迁”，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而不再改变，释“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事情的最高原则，即最高的善。王阳明释“至善”为“性”，即本性，人类的本生是纯善无恶的，“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传习录上·语录一》)至善之性是人类的固有本性，所以“止”就是一种对本性的复归，“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同上)历史的解释虽然表达有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要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并保持人类最高的善。
其次应该结合《大学》三纲来理解“止于至善”。“止于止善”境界如何达到？这就涉及到成就完善道德的方法和阶段等问题，《大学》提出了三纲八目。首先是“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两纲是达到止于至善境界的方法，也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明明德”，指个人达到道德的觉悟，前一个“明”是动词，明了、达到之意，“明德”是指人们都具有的至善的道德本性，“明德”之“明”，表示纯净无染的、圆满的，是对善的描述。个人达到道德的觉悟之后，还要推己及人，帮助、教育他人，使其也成为有道德的人，这就叫“亲民”。“亲”有“亲属”、“爱”、“接近”等义，因为爱他人，而想推己及人，这就是“恕”道。所以孔颖达释“亲民”为“亲爱于民”(《礼记正义》)。朱熹释“亲民”为“新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种解释融入了佛教的如来藏思想。王阳明不同意朱熹之释，认为如果说是“新民”，应该是“自新之民”，不需要人他的教诲而能自觉。而“亲民”则含有“教养”的含义，“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传习录上·语录一》)强调恢复“亲民”的本义。王阳明的解释比较符合《大学》的本义。《礼记》中关于大学之道的另一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明德”和“亲民”的意义，突出教育的作用，认为古代教育，首先是对个人的培养，必须通过九年的时间，达到大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知类”指掌握普遍的规律性、本质、本体，“通达”指知识运用的普遍性，触类旁通，无所障碍，“不反”指不退转，大成境界的稳固性，不会再返回到未受教育或低层教育的境地。这是“明明德”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以仁爱之心教化他人，“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同上)化导民众，使近者悦而远者来。这是讲的“亲民”之道。
经过明明德和亲民两个阶段，就会达到至善的境界。作为校训，从简洁的要求出发，只要强调最高阶段或者结果之“止于至善”即可，作为过程、阶段的“明明德”、“亲民”，其意义已含摄于其中。
第三应该结合八目来理解“止于至善”。八目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八目的核心在于修身，而基础在于格物。依朱熹的解释，格、致、诚、正作为修身的方法，属于明明德的内容，而齐、治、平作为修身的功用，是新民(亲民)的内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因此，八目是对三纲之“明德”纲和“亲民”纲的进一步说明，最后要达到的境界仍然是“止于至善”纲。
这里分为两条道路，内圣之路和外王之路。内圣是格至诚正之路，外王是修齐治平之路。
这两条路的起点是“格物”，传统的解释，郑玄释曰：“格，来也；物，犹事也。”(《礼记注》)基本的意义是和事物加以接触，认识事物。格物的对象，各家解释不同，但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是向内格心，二是向外格事，两者都有一个知识论和人性论上的预设。向外格事，是程朱理学一派的观点，知是人们先天所固有，但要通过格物才能得到。程颐解释说：“格尤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理而已矣。”(《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穷究事物之理，具体的方法，程颐认为要一点一点地积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有脱然贯通处。”(《二程遗书》卷十八)所格之事，包括社会生活、自然界中的一切对象。向内格心是陆王心学的观点，认为人们先天具有良知，即道德上的至善和认识的本能，王阳明释“格”为“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其正者之谓也。”(《大学问》)正的具体方法，就是道德实践上的为善去恶。
“致知”，是由格物而达到对于知识、智慧认识和掌握，致知必有一个格物的过程，是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东南大学有“致知堂”，典出于此。
“诚意”，《大学》释为“勿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心的发动，要真实无妄，诚实，其价值指向是善，思想意识以善为准则。远离恶要象讨厌恶臭那样，追求善要象喜爱美景那样。谦通慊，满足之意。应该以此为满足。要达到这种真实无妄心，最重要的是“慎独”，在个人独处，没有社会关系的制约时，仍然要自律，遵守道德准则。这是最难之处。诚意的前提是致知，是所谓“知至而后意诚”(《礼记·大学》)。而诚意又是达到“正心”的条件，所谓“意诚而后心正”(同上)。 “正心”就要求心不倾邪。
至此，构成大学之道的内圣之路，即内求圣人之德，在此基础上，经过修身阶段，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境。这样，以修身为核心，内圣是修身的内容，外王为修身的功用，由己及人，由近而远，由内而外，由道德事功，实现人生的价值。
对此古训，我们既要了解其本来意义，又要在不违反本来意义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新特点作出新的理解，并依此为轨则，在我校的发展中，创造新的辉煌。
此训要求，我们应该力争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追求最高道德境界的人，立意高远的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不管是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的人，都必须是有高尚道德的人。因此，“止于至善”提倡的是一种理想道德的取向，这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所在，但这并不是说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会妨碍道德理想的实现，同时，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并不仅仅是道德学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的“应当”。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等等而言，做学问、做研究、做事和做人应该是相统一的，如果将两者分开，并忽略后者，将从事的事业只当作一种知识对象来对待，并作为自己的谋生进阶工具，而缺乏对自然的生态关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社会的人道关怀，对心灵的道德关怀，都难以成就“至善”的境界，难以成就道德意义上的“人”。
至善，也可以理解为“最好”的境界，不只是满足于较好、更好，而是努力达到最好、第一流、高水平。做学生，要力争成为最好的学生，做老师，要成为最好的老师，做管理，要达到最佳的管理，办大学，要办成一流的大学。
要达到最高的境界，不是好高骛远，而是要求每个人首先成就自我完善的人，从自我做起，从“格物”做起， 格物既是以自然、社会、人类精神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并将此研究成果在人本、生态原则下的应用性转化，也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中体会高尚的道德，由此培养良好的科学精神、技术理性、道德情操。由此格物而致知，求得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精神世界的智慧，逐步促成自我的完善，并从这种完善的自我出发，关爱自然、服务社会、贡献人类，成就天人合一之境。
至此，可以简要地总结“止于至善”的时代要求，这就是：完善自我，关爱他者，追求至善，保持卓越。
作者：董群（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